我整理好农房里的一切，在天亮前离开了那里。我并不想那么快认罪，虽然我有精神病诊断书。因为还有三个家庭。他们都要为我女儿受过的伤，付出代价。有两个搬去了县城，有一个搬去了遥远的外省。在做了那么穷凶极恶的事情之后，我专程躲了起来，休整了一个礼拜。然而，我居然没有做噩梦。每晚，都睡得很香。而之后的某个早上，江老先生传来信息，说刘子毅一家已被发现，隔壁市专门派了警官过来联合调查。他们终于注意到我家的情况了，他们终于注意到了！呵呵。
他们终于，注意到曾经恩恩的惨状了。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，才能让他们重视起来吧？对的吧？我笑出了眼泪。江老先生的意思也许是，我不能再等了。本来我还想着，每一个家庭，我都要千倍百倍地还给他们，但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了。毕竟还有三个家庭。外省的先不说了，县城的徐文华，十四岁，没有父母，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是个没人管教的小恶魔。
而叶家文是一家三口，他们都得死。我打电话给丈夫，跟他商量了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。他有些慌，但并不是害怕，他是担心我有危险。他说，他在跟那些人交谈中得知，他们似乎已经通知了县城的两个家庭。我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又飙了出来。凭什么呢？我女儿出事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那么正义爆棚。凭什么刘子毅家里出事，就直接怀疑是我们在复仇？凭什么要保护凶手？就很好笑，明明应该替我们收拾凶手的人，这时候居然在保护凶手。丈夫很冷静，他说：「你做得够多了，我也要做点事情。」「不需要，你陪着恩恩。」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没有太多复仇动机，江老先生甚至让我们把恩恩保存起来，不下葬，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但丈夫又说：「他们来过家里，很快就会发现恩恩已经不在了。」「那我加快速度。」「你一定会被抓的，但没关系，江老先生已经找好律师了。另外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听江老先生的安排吧。」我当然愿意听。毕竟我们夫妻俩，都只是低学历的农村夫妇而已。这一年多以来，是江老先生陪着我们，关切我们，出钱出力，还教授我们各种心理学知识，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以最好的状态照顾恩恩。但他也没想到，恩恩会那样离开。他更没想到，他教授给我们的一切，居然会是我们成为杀人魔的底气，让我可以心平气和地，去杀死一个又一个仇人。连小孩都不放过。仿佛一切，都是安排好的。「江老先生，有什么安排？」「你去找徐文华，光天化日，直接杀死。」「便宜他了。」「是计划，一箭双雕，一来是让你表现得像精神病，二来是让事情闹大，叶家文一家人就会害怕。」「那他们不是会逃走吗？」「这就是计划，逃离这里之后，他们更好杀。」「你杀？你会死刑的。」「江老先生已经安排过了，他懂法。」我沉默了。可是，眼泪还在流。「我们是不是，不会再见面了。」丈夫也沉默了。良久，我才听到他，咬着牙说了一句话：「会见面，我们会在下边见。我们会一起，再回到恩恩身边。」我哭了。他也哭了。我尽量演得像个疯子。我真的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割开了徐文华的喉咙。那一刀，干脆利索，真的便宜他了。然后我哈哈大笑，乱走乱跑。那些警察的反应真的太慢了，我跑了好久，跑到野外，他们居然没有追来。我放下脚步等他们好久，他们才到。我哈哈大笑着，被带走了。他们要审问我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说，我只用笑就行了。来来去去，不会有结果的。其中有两个人特别无脑，来了好几趟房间，非要我认罪，我说我认你们妈。他们就发怒了，关了房间里的摄像机，想要打我。我想了想，他们这么蠢，也许还能利用。我就说，我会认罪，只要他们帮我一个忙。帮我去警告叶家文父母，让他们自求多福，只要做到了这一点，我就认罪。他们居然还在认真考虑。真是太蠢了。如果他们真的去做，那就更好，别人的话也许叶家文父母会不相信，但他们说的话，一定会信。也许他们真去做了。因为第二天，我就听说，叶家文一家人都死了。车祸。丈夫也躺在医院里，他开的车跟叶家文父母开的车，撞上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计划。我很担心丈夫的伤势。几天之后，我的律师来了。他姓陈，是江老先生的弟子，硕士学法，出来之后当了律师。他告诉我，我丈夫身体没事，但该起交通肇事已造成三人死亡，那一开始躺在 ICU 的叶家文父亲，也不治身亡。因此，丈夫的交通肇事案已触发刑责，肯定会被判刑，到底能不能争取到缓刑，还需要具体的操作。而我的情况，他又表示，他有把握不会承担刑事责任。一切都如江老先生所料，我无罪。但车祸一事，我觉得江老先生安排得并不妥当。用这种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，难道不是太轻松了吗？可是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江老先生不糊涂，他的安排，有更重大的深意。而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，我都被单独关禁闭，除了陈律师，我无法见到任何人。之后，我被送去了一家大医院做鉴定，我早已熟知自己的症状，被害妄想，情绪障碍，行为异常与行动不受控……毫无疑问，我是个病人。但之后某天，陈律师又告诉我，因为司法机构那些人认定了，我们存在恶意报复的可能性，所以我们的案子会被拖很久。不只是我，我丈夫也一样。虽然他只是个交通肇事罪的小案子，但也一样会被拖很久。目的就是限制我们的自由。他们要维持秩序，我理解。这其实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，因为他们也知道，如果不能限制我们的行动，那么我们就会去破坏秩序。那最后一个家庭。那个孩子叫杨辉穹，当时未满十四岁，现在也不过十四岁多一点。他们一家，搬去了距离本县八百公里的邻省。陈律师还说，江老先生让他转告我们，大家都要少安毋躁，他已经联系上杨辉穹一家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其实我并不满意。因为江老先生毕竟是个读书人，是个温和的人，也许他觉得，让杨辉穹一家后半辈子都处于恐惧中，就够了。但我觉得不够。他们至少也要，体验到我们体验过的痛苦，才够。那时候我想的是，出去之后，我一定要跟江老先生好好沟通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还没等我出去，江老先生就发生意外了。他出车祸了。他把一个走路失神的女孩，从大路中推了出去，而他自己则被卷进了车底。陈律师给我带来了这个沉重的消息，那一刻，我哭得不能自已。他终究还是他。他并没有因为替恩恩复仇，而变成像我，或者我丈夫那样，穷凶极恶的人。陈律师告诉我，江老先生的丧礼很隆重，全国各地，来了将近一百个学生。而且，其中好几个学生，江老先生最近联系过他们。趁着碰面的好时机，他们一碰头，才知道江老先生，正在筹备一些事。陈律师没告诉我是什么事。但他说了一句话：「江老师心里很清澈，他什么都明白，他肯定知道自己推开那个女孩他就会死。还有你，你丈夫，你们想要做的事情，他都明白。」我拼命点头，心里痛得像是，再次失去了父亲。
